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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中国需要再全球化

中国需要再全球化,重构我们的供应链,才能尽可能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升级比较优势,继续保持竞争力,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已经终结了吗?

从很多方面来看,全球化即使没有结束,也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现在我们看到,曾经自诩为全球化倡导者的西方发达国家,如今却是对全球化质疑最深的一个群体。以美国为例,2024年5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其中,电动汽车的关税在2024年从25%增加至100%。

对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有两个问题,一是美国天天都在倡导遏制全球变暖,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所作所为却与之背道而驰。电动汽车将汽车的动力从化石燃料改为清洁能源,这是有利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的。一方面号召大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方面又对进口的电动汽车加税,这是不是有点双手左右互搏的意味?

二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本国居民的征税。由于很多在美国销售的中国商品都是一些价廉物美的商品,因此加征关税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征税。这不但损害了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也拉大了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听其言观其行。在当今世界,美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一大阻力,其很多言行都背离全球化发展,这对整个世界经济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今天的世界经济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上的,削弱和破坏全球化就相当于降低全世界人民的福利。

既然如此,那美国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做这样的事情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坏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嵌于全球化内在基因上的矛盾。了解全球化运转的内在规律和各方对全球化的态度将是我们解开相关矛盾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性的一步。

何为全球化?

要回答关于全球化的任何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全球化。

在笔者看来,全球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济上的全球化,这指的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本地市场拓展为全球市场;二是政治上的全球化,这指的是很多政治议题已脱离了国内政治的范围,成为了区域政治问题,甚至是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问题;三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这指的是全球各地的文化开始走出国门,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本文的全球化聚焦于经济上的全球化。

先来聊聊历史上的全球化。全球化古已有之,例如丝绸之路;但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交通运输方面的落后,各地经济基本上还是局限于本地一隅。工业革命开始后,人类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也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即生产要素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本地的市场开始逐渐升级为全球市场。举例来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生产力大幅上升,当时英国向全世界采购了大量的原材料,然后在英国加工生产之后再向全球销售。在这种一进一出的模式下,适合做原材料生产地的国家大量地生产原材料,适合做生产的国家聚焦于生产,有消费需求的国家则进口相关的商品以满足本国需求。在这样的过程中,全球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升。

为什么全球化会提升生产力呢?这就引出了经济学上的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分工,二是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分工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将生产过程分解为许多个单独的环节,交给不同的生产方去生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很早就发现,分工可以大幅地提高生产效率,令产出成倍的增长。国与国之间也可以实现分工,你来提供原材料,他来生产,最后卖给所有人。

比较优势的概念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简单来说,比较优势指的是当一方,例如一个国家,进行一项生产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比另一方低,这一方就拥有了进行这项生产的比较优势。遵循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在总体上对各方都是有利的,比较优势可以分为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机会成本指的是做出选择时放弃另一选择的代价,例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鱼和熊掌就互为机会成本。

举例来说,英国既可以种植棉花,也可以发展纺纱,印度也可以从事这两个行业,那么英国和印度应该如何分工呢?这取决于双方的比较优势何在。假如英国纺纱的效率高于印度,而印度种植棉花的效率高于英国,那么英国应该聚焦于纺纱,而印度应该聚焦于种植棉花,然后双方通过贸易来交换商品,以增加总产出,达成共赢。

实际上,全球化就是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从而提高效率和产出。

中国与全球化

西方国家很早就发现了全球化的好处,并向外积极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事后来看,全球化对任何国家都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新加坡。

新加坡非常小,只有728平方千米,人口数约为564万,而且几乎没什么自然资源。这样的一个国家想发展,靠什么呢?新加坡的答案很简单,靠自身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生产链。在1965年独立的时候,新加坡几乎是一穷二白,但它有优良的港口,而且劳动力很便宜。与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新加坡没有把跨国公司看作剥削新加坡的恶魔,而是将其看作发展经济的一个好途径,于是新加坡张开双臂欢迎跨国公司来投资设厂。

跨国公司带来了新加坡急需的资本、现代化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使得新加坡迅速融入了全球生产链。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经济很快起飞。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不断上升,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新加坡的劳动力价格也在不断上升,一些低端产业无法在新加坡继续生存。不过新加坡顺应了这种形势的变化,开始发展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将自己的比较优势不断升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新加坡现在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国内的支柱产业主要是高附加值产业,例如金融。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就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当时包括很多中国领导人多次出国考察,这里面就包括去新加坡访问,最后决策层确定了打开国门、加入全球生产链发展经济的战略。和新加坡的发展轨迹比较类似,中国当时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劳动力很便宜,但缺乏资本和技术,管理理念也非常落后,引入外资成功地补齐了这些短板,中国经济自此开始腾飞。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劳动力价格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在一些低端产业上已经不再具备比较优势。不过与新加坡类似,之前中国出口的主要是衬衫之类的简单加工品,但现在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的一张新名片。

从新加坡和中国的例子上可以看出,只有积极加入全球生产链,积极拥抱全球化,才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与落后的关键一步。

再全球化

中外历史证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趋势,这是有内在动因的,但现在全球化遇到了困难,作为全球化的大赢家,中国该如何面对这一局面呢?

首先我们要看中国在全球化的问题上遇到了哪些困难。中国在全球化的问题上遇到的困难不少,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地缘政治的风险,二是原有比较优势所面临的压力。

先说地缘政治风险,这方面有三点。一是全球化改善了各国的总福利,但并非惠及了所有人,它甚至会损害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例如随着中国制造的钢铁的崛起,美国从中国进口了大量钢铁,导致很多美国钢铁工人失业。这些人的损失本来应该用税收等国内政策来弥补,但美国政府没做这件事情,因此美国钢铁工人就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物美价廉的钢铁产品,对中国钢铁加征关税就有了民意基础。

二是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过去中国在经济上是小国,尽管发展速度很快,但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是较小的,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贸易顺差,中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都是贸易顺差。过去贸易顺差不是一个大问题,但现在中国是大经济体,其他国家不再容忍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原本友善的外部环境开始变得糟糕起来。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简称特朗普)对大量中国商品增加了关税,现任总统小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 Jr.,简称拜登)上台之后并未取消这些关税,反而又增加了新的关税。

三是对中国的恐惧。过去中国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发达国家的主流看法是中国虽然在制度上与我们有着不小的差别,但其并不是大的威胁。现在中国变强大了,它们开始恐惧了,由此开始限制中国的发展,例如限制高端芯片和光刻机向中国的出口。这对中国的供应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重构自己的供应链,例如我们需要在芯片上加强研发,尽早生产出能符合我们需要的芯片,避免被美国卡脖子。

再说原有比较优势所面临的压力。这方面的内容比较简单,就是中国的生产成本已经上升了,工人工资开始大幅上涨,超过了很多东南亚国家,例如越南;因此中国企业必须出海,去低成本的国家设厂,才能继续保持竞争力,这也是供应链重构和再全球化的体现。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甜蜜的痛苦。今天发达国家对我们的主流态度不太友好,我们需要再全球化,重构我们的供应链,才能尽可能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升级比较优势,“腾笼换鸟”,继续保持竞争力,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无论我们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牢记全球化是历史的趋势。可以走得慢一点,停一下,甚至进两步退一步,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它的巨大意义,更不必长期逆其道而行之,任何人想终止全球化都是痴人说梦。我们要的是再全球化,是塑造一个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利的全球化。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奔流而进,一往无前。

文章首发于:《FT中文网》(2024年6月23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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